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从论诗诗看梅尧臣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下)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阅读:3756 2020-10-12 16:23:54

原标题: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从论诗诗看梅尧臣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下)

李 沛

第759期

摘要:论诗诗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以诗的形式论诗,其内容可以是对诗人、诗作的评论,也可以是对诗歌理论的阐释。梅尧臣作为专力作诗的北宋中期著名诗人,又是诗文革新中的关键人物,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学观念都对后世影响很大。梅氏诗作现存两千六百余首,其中有百余首论诗诗,从中可以窥视他的诗学思想。梅氏在论诗诗中提及韩孟诗派的次数最多,表现出师法的倾向性,其论述的焦点集中在韩诗力主复兴古道与极富创新精神两个方面,这是梅尧臣广阔诗学视野的体现,也是对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这一时代思潮的回应与引领。
关键词:论诗诗;梅尧臣;韩愈;复古;革新

二、师法韩孟诗派的表现及原因

其次,梅尧臣认同欧阳修自比韩愈,并以之比作孟郊的戏言,一方面表现出对欧阳修与韩愈文坛地位及创作成就的肯定,另一方面也为逐渐形成中的欧梅诗歌群体发出强有力的号召。事实上,欧阳修对韩愈多有向慕之心,不论是文章还是诗歌创作都与韩愈有所渊源,已多有学者论及,揭橥出欧梅诗派与韩孟诗派的内在关联,此处不多赘言。

再次,梅尧臣推崇韩愈诗歌创作的创新意识,并由之扩大至对元和诗坛的发现,并以此为正在进行中的诗歌革新张目。至和二年(1055),梅氏有《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至和三年(1056,九月改元嘉祐)有《依韵和王平甫见寄》,均盛赞韩孟诗派,特别是韩愈在革新诗坛浮浇风气方面的功绩:

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除埃。张籍卢仝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当时辞人固不少,漫费纸扎磨松煤。欧阳今与韩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拟郊嗟困摧。公之此心实扶助,更后有力谁论哉。(《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
尊王兴霸国,古莫重齐桓。仲尼书大法,亦莫重更端。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健笔走霹雳,龙蛇奋潜蟠。飏风何端倪,鼓荡巨浸澜。明珠及百怪,容畜知旷宽。其后渐衰微,余袭犹未弹。我朝三四公,合力兴愤叹。幸时构明堂,愿为栌与栾。期琢宗庙器,愿备次玉玕。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行将三十载,衣披剧纤纨。后生喜成功,往往舞朱干。(《依韵和王平甫见寄》)

梅诗虽用“文章”一词,但据诗中“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提及在居洛阳时期他们的诗歌唱和,以及梅集中多诗歌少文赋的创作实践来看,“文章”一词应是指诗歌而言。前一首诗中,梅氏认为韩愈才力雄厚,在诗人众多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扫掩众说”,并且吸引汇聚张籍、卢仝、孟郊等诗风颇具个性的诗人,后一首诗中“近世无如韩”一句体现出梅氏对时代诗坛的审视。

“其后渐衰微,余袭犹未弹”,其中“弹”应是“殚”之讹误,夏敬观亦持此观点。刘向《九叹•忧苦》“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其中“殚”即“尽”,而“叹”又恰与该诗句后一联中“合力兴愤叹”之“叹”前后相承,刘向诗有助于对梅氏这两句诗的解读。韩愈于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长庆四年(824)病逝,由此可见,在尧臣看来,从贞元八年(792)到《依韵和王平甫见寄》一诗的作年——至和三年(1056),这二百六十余年间,韩愈的诗歌是最能革除诗坛浮浇风气的。

据唐宋时期诗歌发展历程来看,从贞元八年(792)到至和三年(1056)这段时期内,古典诗歌经历了韩孟的险怪、元白的浅俗讽谕、李贺与贾岛的苦吟凄艳、小李杜的隐晦缠绵、五代的褊狭卑弱,以及宋初三体诗派对唐代诗学典范的亦步亦趋,展现出风格各异、多线流变的状态,但是梅氏单单拈出韩愈来,揄扬其诗歌“革浮浇”之功绩,其着眼点主要在于韩诗“健笔走霹雳,龙蛇奋潜蟠”的特点。

考唐诗诸篇,“健笔”一词多有出现,如“雄辞健笔皆若飞”(岑参《送魏升卿擢第归东都,因怀魏校书、陆浑、乔潭》),“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子提健笔来,势若夸父谒”(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皆以“健笔”夸赞某位诗人的诗歌创作成就,且含有雄健风格之意。“霹雳”指雷霆或雷声,沈佺期《霹雳引》中比拟琴声似雷霆般“有如驱千旗,制五兵,截荒虺,斫长鲸”,想象霹雳般的琴声会引发虺与长鲸的波动,梅诗“龙蛇奋潜蟠”一句与之相类,以恢弘的想象描绘出龙蛇腾跃惊扰之状。“龙蛇奋潜蟠”按照句意变换句式,应为“龙奋潜蛇奋蟠”,用“潜龙”与“蟠蛇”意象,并依句律省字并调换语序。

“飏风何端倪,鼓荡巨浸澜”两句,夸饰霹雳之后的自然现象,并以之暗喻韩愈笔力之雄强,值得注意的是此联诗前后两句并不对仗,前句上二一二格,断句应为“飏风/何/端倪”,后句二二一格,断句应为“鼓荡/巨浸/澜”,“巨浸”一词指巨大的湖泽洋川,唐诗中多所提及,如“巨浸连空阔,危楼在杳冥”“巨浸吞湘醴,西风忽怒号”,均将“巨浸”二字连用。虽然该联诗在对仗上并未违背五言律诗的上二下三的正格句法 ,但是在对仗方面依然出现了差异与变化。

事实上,这首五言排律在用韵与对仗方面都表现出与律诗规范的有意背离,“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我朝三四公,合力兴奋叹”等诗联,以赋法直接述说,两句作一意,不考虑对仗,显示出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用韵方面,该诗押寒韵,惟有“叹”字偶然出韵为十五翰韵。寒韵为平声韵,翰韵为仄声韵,二者声调不同。对近体诗来说,平仄韵不能通押,且不得通韵,仅首句可用邻韵,因此翰韵可算逸入旁韵,而宋代语音寒恒删山先仙元皆相近,寒韵当算作宽韵。诗用宽韵而出韵,似有值得深究之处,《六一诗话》曾记载欧、梅二人讨论韩愈诗用韵的问题:

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旁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

欧阳修分析韩诗用宽韵而出韵的现象,认为这恰是“雄文大手”“工于用韵”的体现,乃韩愈有意为之,具有险奇的特色。欧自言曾与圣俞详论相关内容,梅氏也自然心领神会,在创作中有所借鉴,《依韵和王平甫见寄》一诗可为之佐证。而欧阳修上述言论,也透露出对韩诗“不可拘以常格”、戛戛独造的向慕,与圣俞“韩子于文章,所贵不相效”(《依韵和宣城张主簿见赠》)的认识颇有相通之处。“明珠及百怪,容畜知旷宽”,显示出韩诗创作内容及风格的丰富多样,欧阳修《菱溪大石》“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争奇斗异各取胜,遂至荒诞无根源”,亦提及韩诗怪奇雄健的风格以及述写百怪的新奇内容。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尧臣上述两诗中对韩诗的认识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是韩愈复兴儒学正统地位的功绩,可与齐桓公“尊王攘夷”复兴周室以及仲尼“春秋笔法”寓意褒贬相提并论,其诗歌亦可矫正诗坛之“浮浇”弊病。二是韩诗具有生新独造之精神,以雄健怪奇的风格及内容在元和诗坛上“革浮浇”与“扫掩众说”。三是学习韩诗生新独造的精神,尧臣自觉表现出以文为诗的散文化句法与议论化、内容上多恢弘险怪的浪漫想象、对仗及用韵有悖近体诗正格等特点,体现出对韩诗的学习与仿效。

梅氏由韩诗在时代诗坛上“革浮浇”的功绩扩大至对元和诗坛的体认,认为“元和盛”。他在《答王补之书》中有言:

思二十年时所见文章,始去对偶,其用已焉乎哉,字之未能安,稍安则谓之能文,岂在识道理、要趋向耶?如足下今日之文,当其时可谓杰出矣。况今榜中有兄弟父子雄才奥学,若曾子固、苏轼之徒,又不可拟议,是过于唐元和之人绝甚。元和,特韩退之耳。退之于今可以当吾永叔,其李翱、皇甫湜、柳子厚,未能当吾永叔之门人也。足下亦在其门人之列。仆生于是时,得遍识而遍观其进退道德,亦以乐也。又游于其间,为幸何如!虽智不迨,不敢退避,庶几附光渐润,期有闻于后世耳。

由上可知,尧臣对于“元和”的体认与韩愈有关,“元和,特韩退之耳”,认为韩愈独领元和一代诗坛之风尚,范仲淹亦称,“近则唐正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 。该书信中,梅氏提及嘉祐二年(1057)科第之景况,王补之及曾巩、苏轼皆于是年登第,据“今榜”之“今”字、“前日在欧阳永叔坐中”言及欧、梅同处一地,以及嘉祐四年(1059)举行下一次科举的史实可知,该书信应作于嘉祐二年(1057)或嘉祐三年(1058),与《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和《依韵和王平甫见寄》创作时间接近,对韩愈的评骘具有连贯性,可互参佐助。

上文有三处值得注意:一是透露出诗歌应尊奉儒学正统的观念,尧臣自愧前作“非纯儒之学”,赞赏王补之的创作“深厚诣道”“理意高远”,且于史学有所发明。二是尧臣因韩愈之文学成就肯定“元和”之诗歌史地位,且仅推赏韩愈及其门人。梅氏对“元和”诗坛的体认,在晚清宋诗派“三元”(开元、元和、元祐)与“三关”(元嘉、元和、元祐)两说中发展至成熟,两说“都以元和诗歌作为古今诗风转变的一个中枢” 。梅氏体认到韩愈所代表的“元和”诗坛的转变,且又处于“元祐”时期苏、黄诸人之稍前,考察其诗歌观念亦有助于探索“元和”至“元祐”的诗歌转变历程。三是表现出跻身欧阳修领导的诗歌群体的自觉与自乐。

在陈说“元和”诗坛之转变之外,梅氏亦对宋初至中叶的诗坛有所审视,“我朝三四公,合力兴愤叹”“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提及谢绛等人的诗歌创作。嘉祐三年(1058),梅氏有《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谢公主盟文变古,欧阳大才何可涯”,推谢绛为洛阳交游唱和群体之盟主。同年,梅诗《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及嘉祐四年(1059)《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又言及“主盟”的问题:

好论古今诗,品藻笑锺嵘。欲扫李杜坛,未审谁主盟。(《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
君尝谓我性嗜酒,又复谓我耽于诗。一日不饮情颇恶,一日不吟无所为。酒能销忧忘富贵,诗欲主盟张鼓旗。百觚孔圣不可拟,白眼步兵吾久师。(《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

“欲扫李杜坛”“诗欲主盟张鼓旗”,显示出尧臣专力作诗的期望与志向,但这里的“诗坛”与“主盟”只是对诗歌创作实践的肯定,并蕴含有推赏其诗歌的因素,或者“所谓‘诗坛’往往与具体诗会有关” ,而不是对时代诗坛或者文坛的统筹客观考量,梅氏赞赏谢绛“主盟”亦是此意。

宋代文人自觉结盟的意识在此有所投射,在诗歌唱和及交往中“试图通过登坛拜将、推戴盟主的比喻,来暗示诗界阵营的建立、诗歌风格的传承以及诗人地位的确认” ,有时可能只是以示恭维的程式性应酬。除了诗坛、文坛,书法领域亦有“主盟”一说,欧阳修曾称“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 。梅氏的诗友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诗文成就、以及提携后进等品行节操,逐渐成长为北宋中叶的文坛领袖,“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

由上观之,梅尧臣在倾慕韩愈主盟元和文坛、复兴古道,以及独造生新的同时,将欧阳修与韩愈相提并论,实则流露出对欧阳修主盟文坛、复兴儒学道统,以及革新诗文的赞同与响应。梅尧臣有拟韩诗之作,诗歌中亦多有提及,在诗歌用韵、句法、题材、风格,以及以文为诗方面于韩愈多有流承追踵之痕迹,学界已有诸多述评。本文意在补充分析梅尧臣本人的态度,他在研读前贤,以及与诗友琢磨的过程中,对韩愈本人及其诗歌创作的认识逐渐深化,在诗作中盛赞韩愈,特别推赏其生新独造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也是梅氏诗歌的重要特色,直接推动了北宋中叶诗歌革新以及宋调的逐渐定型,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唐宋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博士)

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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