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华谈《世纪江村》、扬子江诗会探讨当代诗歌、丹青里的小康之路|文艺周刊荐读

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 阅读:79537 2020-10-15 10:34:15

原标题:章剑华谈《世纪江村》、扬子江诗会探讨当代诗歌、丹青里的小康之路|文艺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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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故事,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章剑华谈长篇纪实文学《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

2020年,对于中国而言,将以里程碑的意义载入史册。10月11日,长篇纪实文学《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在苏州吴江首发。该书是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继《大江之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之后,最新创作的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力作。这一部“三部曲”,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经历?一个小村庄又是如何承载展现小康之路的变迁?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该书作者章剑华。

小康之路,

这是一个典型样本

苏州吴江的开弦弓村,位于太湖南岸,“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是这一带昔日的劳作和生活景象。而它的另一个名字“江村”,则更是大名鼎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中所写的江村,便是这座美丽的村庄,它也因此名闻天下,被中外学界视为研究中国农村的窗口。

这一次,《世纪江村》则从另一个角度,近距离描写了发生在这座江南古村落的故事——小康之路。“在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有一块热土成为先行区、试验区和样板区,那就是江南。”章剑华说,开弦弓村这座有5000年历史的古村落,是江南经济文化的缩影,也是探索发展小康之路的一个典型样本。

“报告文学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够反映时代,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者,要关注体现大时代里的大事件。”身兼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章剑华,曾创作“故宫三部曲”“大桥三部曲”等著名作品。他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一次,打算以“小康”进行主题创作后,他首先就决定,要去农村找典型、挖题材。

“我自己青年时代读过《江村经济》这本书,知道了江村,并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当我决定要创作小康题材的纪实文学时,首先想到的是江村。”章剑华在谈起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时透露,“说实话,我同时也想到了华西村与长江村。这两个村很著名,我也曾多次去过,而江村从未去过,于是我决定先访问江村。” 然而意外的是,初访江村,章剑华就立即认定,这次的“小康三部曲”只写它。为什么呢?首先,他被这里的村容村貌吸引住了,这里还保留着秀丽的水乡田园风貌,江南风光引人入胜。另外,江村的历史文化也在强烈吸引着他,这里曾经是吴头越尾的吴越战村,也是丝绸之路的丝绸之乡。 最重要的是,他被江村的人物吸引住了,这里不仅有勤劳的人民,还有著名的历史人物,像费孝通与姐姐费达生,以及郑辟疆、陈杏荪等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生动故事。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为开弦弓村办起了全国第一个村办丝厂;费孝通来开弦弓村休养,进行社会调查,发表了著名的《江村经济》。

于是,章剑华经过提炼,最终采用纪实文学的笔法,以费达生、费孝通姐弟在开弦弓村进行的技术革新、小康实践、社会观察为主线,全景式地展现了开弦弓村几代人为实现小康理想经历的艰难曲折和进行的顽强拼搏。

江村故事,

贯穿社会百年沧桑

如果说中国的小康社会进程是一部雄伟的史诗,那么开弦弓这个村庄的小康之路只是一个微型的篇章。而这一精彩的篇章,竟开始于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世纪江村》这书的开篇,就带领读者回到了百年前的一个早春。当时的开弦弓村,家家户户都采用土法养蚕,一位穷人家的女儿因不小心压坏了蚕种,竟然绝望到投河自杀。 当时,受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开弦弓村生产的蚕丝销售疲软、价格下跌。小学校长陈杏荪为改变村民贫困状态,开始寻求办法。于是,江苏女子蚕校校长郑辟疆组织教师学生到农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作为该校的一名学生,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推广养蚕科学技术。此后,她还在这里推动筹建了中国乡村第一家合作丝厂,掀起了“蚕丝革命”的新风。中国农村世世代代的土法养蚕、缫丝模式,开始向现代化迈进。

该书虽然写的是一座村庄的故事,但始终贯穿着以小见大的笔法,把它放到国内外大背景中来写: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再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化、三年困难时期,再到文革时期;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贯穿了中国社会百年沧桑。

因此我们也能从一幕幕故事中读到,这座小村庄的命运是如何紧紧与时代结合在一起。抗日战争期间,开弦弓缫丝厂被抢劫损毁。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重建丝厂。改革开放后,开弦弓村又办村级丝绸厂,后因体制与市场问题衰落,实施转制。进入新时代,建设新农村,这里实施土地流转,开办百亩养殖场、百亩香青菜基地、江村集市,发展乡村旅游、特色民宿、学研基地,整顿村容村貌,人均年收入5万左右,家家有楼房别墅,户户有小车……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的社会变迁中,村民们冲破传统经济思维的束缚,几度风雨,几经曲折,终于勇敢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的小康之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农村,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实现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主题。”章剑华说。

五访江村,

还原生动历史场景

8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江村;80多年后,章剑华用文学的形式记录江村。“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纪实文学的创作手法,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是纪实文学的艺术要求。全书在展示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通过文学性的构思,加强了人物的命运感与矛盾冲突,让全书读来兴趣盎然,使读者不知不觉间,就随着作者进入了历史的真实场景之中。 章剑华透露,他的写作过程也是“三部曲”:收集资料、调研采访、写作修改。去年完成“大桥三部曲”之后,章剑华就开始酝酿准备写这本书。作为“行动派”,他很快投入了采访之中。去年底,奔赴苏州吴江区收集资料、召开座谈会,接着就到开弦弓村进行采访。为了撰写这本书,他先后“五访江村”,掌握了大量素材与资料。 完成这本书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章剑华坦言,是采访。写作期间,恰逢发生新冠疫情,采访不便,他只能一边闭门在家埋头创作,一边通过微信电话等采访,用了100多天时间完成了初稿,后来等疫情好转之后,立即又继续实地补充采访。这篇大部头作品,虽然体量宏大长达三十万字,但他一气呵成,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每天写3000字左右,连续作战,从不间断。 “写一部作品,题材非常重要,就像盖房子,你必须要有好的建筑材料。我选择的三部曲素材,基本上有一个原则:既是江苏的、也是全国的。”章剑华说,他的“故宫三部曲”不仅写南京朝天宫的南迁文物,更是国宝的全国迁徙故事;而“大桥三部曲”则以江苏大桥建设为代表,写了全国大桥建设轰轰烈烈的群像。“我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喜欢写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纵深感,既宏大开阔又以小见大,既有重要人物又有生动故事,既与江苏有关又不局限于江苏的题材。”他说。

《世纪江村》中徐徐展开的,既是一部小康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思想史。书中既描写了开弦弓村小康奋斗的百年实践,同时也蕴含了“小康”思想的发展脉络,从古代劳动人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理想,到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终于梦圆。 在新的起点上,小康思想在升华,小康实践在深化。伴随着《世纪江村》的掩卷,一幅更加美好的小康社会图景正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展开、延伸…… 交汇点记者顾星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更多视点内容请戳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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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大咖齐聚江苏,当代好诗如何从“个人”连通时代与世界

2020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如蝴蝶扇动翅膀,随之掀起的读诗热潮再次印证了“诗歌从未远离”的事实。什么决定了一首好诗?在全球疫情造就的人类文明“至暗时刻”,诗歌肩负着怎样的时代使命?近年来中国诗坛又发生了哪些“变”与“不变”?10月11、12日,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和“新世纪20年中国诗歌创作”研讨会分别在南京、徐州举行,诗坛名家、期刊主编、专家学者齐聚江苏,在一个富有节点意义的历史时刻里,重新审视诗歌这一古老而新鲜的文体。

新媒体、新技术重塑诗歌生态

“那时的春天稠密,难以搅动,野油菜花,翻山越岭/蜜蜂嗡嗡的甜,挂在明亮的视觉里……”诗人陈先发的《最后一课》,备受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的推崇,“这首诗叙述一位老师穿过田埂为生病女孩补课的敬业故事,诗中有‘他’打电话、夹雨伞的动作描写,有‘他’认真整洁、儒雅庄重的性格刻画,显示了诗人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之强。”这首朴素的作品,折射了中国诗歌近年来的变化:诗人由主要依托流派、社团转向“个人化写作”,从加入“大合唱”转为立足个体生命经验,以独特的声音、语感和风格来展示和世界的关系。

如果硬要用一个词概括近年来的中国诗歌创作,那么一定是“多元”。“每个诗人都八仙过海各施绝技,除了‘写什么’,也关注‘怎么写’。”罗振亚说,“语词运动、仿写、反讽、戏剧性、叙事、互文、文体互渗等‘花招’百出,呈现出同一时代背景下每个抒情主体的独特风貌。”

当下的诗歌生态也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陌生的姑娘,我爱你”……纪录片《我的诗篇》,“捧红”陈年喜、邬霞等“打工诗人”,让他们进入大众视野;叶嘉莹文学电影《掬水月在手》未播先火,同样以“变”的形式见证着人们不变的诗心。南开大学副教授卢桢认为,新媒体、新技术正深刻改变着包括创作、传播、消费在内的诗歌全链条生态:“以博客、微博、微信、豆瓣为发表阵地,线上蓬勃生长的自媒体诗人大量涌现,刮来诗坛新风;诗歌与其他媒介进行实验性整合,黑大春的‘歌诗小组’把诗歌说唱与小提琴、摇滚乐杂糅,诗与乐相得益彰;微软小冰、小封机器人的AI诗歌引发关于文学本质的思索;诗歌营销推广风气日盛,‘为你读诗’App、线下云上全面开花的诗歌朗诵会、诗电影等均提高了诗歌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喧哗中审视诗歌“初心”

《全唐诗》不过五万余首,目前中国每天的诗歌产量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诗歌网站注册人数逾千万,民间诗歌刊物达1100多种,名目繁多的诗歌评奖频频引人瞩目……这意味着诗坛变得更加“繁荣”了吗?曾连续五年担任柔刚诗歌奖评委的南京大学教授傅元峰慨叹,活跃的诗歌评奖客观上催生了不少“竞赛体”诗歌,它们往往包含着媚俗的修辞姿态、讨巧的技术取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则发现,富有创造性的诗歌常常无法在评奖中取得共识;相反,“平庸”一些的作品反倒可能获得更多评委青睐。

抽象的“集体”逐渐隐居幕后,生动的“个体”走向舞台中央,这是几十年来中国诗歌的鲜明转向。“但诗歌是个人的,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个人化写作只有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类生活的普遍焦虑,才能够引发共鸣。”罗振亚说。而放眼当下,一些诗人正无限度地张扬个体,让自我情感经验膨胀漫游,回避社会良心、人类理想,诗歌应有的“诗魂”被抽空殆尽。

仰望星空,诗歌要做时代的“精神高标”;栖身大地,诗歌也要察世情、观人心。《诗歌月刊》主编李云注意到,一些诗人回应新鲜现实的能力严重滞后,“表现新时代乡村时运用的意象还停留在老井、炊烟、耕牛层面,传递的画面仿佛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写作手法也停留在艾青、臧克家式的表达方式上,他们笔下的诗歌与我们生活的现场之间严重断裂。”或者,诗人虽然记录下某种现实的断面,却无法传递出时代的普遍经验,在何平看来,这是诗人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他们缺少一种对素材进行体验、想象、审美锻造和思想综合的本领。

当下,眼花缭乱的诗歌营销传播态势或许值得警惕。当杂糅着摇滚音乐、炫酷灯光和奇幻舞台的“诗歌表演”引人趋之若鹜,当一首戏仿诗歌文体、充满解构与嘲弄的“伪诗”在眼球经济左右下形成传播奇观,当一场声势浩大的“丢书大作战”、大V加持的诗歌沙龙收割可观流量,人们须明白,这些现象也许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力,本质上却很可能无关乎诗。卢桢提醒,“剪贴文化”“快餐文化”固然带来了娱乐快感,却也使诗歌特有的凝练与哲思日渐式微,“这个时候不妨问问:诗歌的初心又在哪里?”

担起引领人类精神的使命

“当东方和西方再一次相遇在命运的出口/是走出绝境?还是自我毁灭?/左手对右手的责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挪亚方舟,逃离这千年的困境……”疫情期间,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所作的一首长诗《裂开的星球》,立足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激烈博弈的世界局势,呼吁捍卫自由、公平和正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他看来,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诗人和诗歌更应该承担起引领人类精神的崇高使命,保持倾听,打破壁垒。

放眼国内,今年恰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吉狄马加认为,诗歌作为诗人个体发出的声音,应该永远是个人性的;但是一个置身于时代并敢于搏击生活激流的诗人,又不能不关注民族和同胞的命运,“我很喜欢的一位爱尔兰诗人,他的诗歌书写了很多琐碎生活、田间植物,仿佛田野里反光的玻璃碎片,折射出特定自然历史环境所养育的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因此,从诗人的个体声音背后,我们应该听到的是群体和声、人类意识的回响。”

不过,诗歌与生活、时代、历史之间并非简单的镜像关系,而应是一种多角度的思索与探寻。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说,和青春热烈的何其芳相比,他更欣赏诗人穆旦后期创作里的那种丰厚,里面包蕴着更复杂的历史洞见,有美学的光芒,也有生活的智慧。譬如一句“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交织着生而为人的艰辛,至今仍唤起共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说,“诗歌要和新闻竞赛,就必须写出这种唯有诗歌才能表达的东西”。

诗人的“见证”使命也包含着时代问题的审视、对现实弊疾的反思。“我把车子开上高速公路,就是开始了一场对蝴蝶的屠杀/或者蝴蝶看到我高速驶来,就决定发动一场自杀飞行……”在《当代国际诗坛》主编唐晓渡看来,诗人西川的《撞死在挡风玻璃上的蝴蝶》,以精准的意象、高度凝练的现代情境,指出了人类文明进程对其他物种、生态环境造成的碾压性侵害,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重温这首诗,仍然能带给读者震撼和启示——这便是好的诗歌在审美愉悦之外的又一种力量。

交汇点记者冯圆芳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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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评】

“大道景行”亮相江苏省美术馆,展现小康路上的奋斗身影

目前,“大道景行——江苏省美术馆藏作品中的小康图景(中国画、版画精品展)”正在江苏省美术陈列馆展出,此次展览在馆藏作品中遴选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创作的版画和中国画作品120幅,呈现了小康路上的探索历程和时代脉络。近日,《大家说画》江苏美术馆线上公教系列邀请多位专家梳理品读,力图让观众从作品中感受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丰沛气象和多彩图景。

本次展览分为砥砺奋进、美好生活和绿水青山三大篇章,遵循时代、历史和美学的线索,见微知著,全方位呈现社会奋进、祖国河山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何谓大道景行?江苏省美术馆展览策划研究部研究员邹佳睿解释说,“‘大道’与小康社会相对应,‘景行’二字出自《诗经·小雅·车舝》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为在小康的光明大道上阔步前行。”

“参展画家的年龄跨度很大,最早的作品出自新金陵画派的傅抱石、钱松喦等名家之手,最年轻的作者只有30多岁。”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徐惠泉介绍说,在展出的120幅作品中,有些以大尺幅、大构图着眼于表现水利建设、铺路架桥、航天工程等重大主题;有些则以小见大,聚焦于农家丰收、庆贺新居、老有所乐等平凡瞬间;有些则直抒胸臆,记录松竹茂林、烟云缥缈、鸟啼蝉鸣等生态景观,共同勾勒出社情人文的时代变迁。

苏州东山莫厘峰,高高的电塔屹然耸立,五根银线横空飞架太湖之上,黄纯尧的《银线横空谱新歌》描绘了江南太湖一带的农村新气象。位处苏州太湖的东山半岛和西山岛,世代用的都是煤油灯照明。在上世纪60年代,两座岛上终于通电了,一座座电塔架起的电线,给当地农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徐惠泉感慨说,很多画家画过太湖美景,但黄纯尧突破常规,以极其大胆的笔触,打破了传统国画的构图,创造性地用五根高压线贯穿作品的主题空间,把秀美的太湖山水和生产建设相结合,彰显出当时的时代背景。

站在作品前,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艺术家们绘就的每一笔,都来自真实的生活,而作品中记录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国家不断前进的生动见证。“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作为长江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电工程,被誉为20世纪中国水电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伍霖生《长江第一坝》用雄浑清丽、酣畅淋漓的笔墨赋予山水画时代新境,描绘出葛洲坝一派宏伟壮观的美景。宋玉麟《新安江水电站》则用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技法,表现“咫尺千里”的辽阔境界,远山微茫延绵,近水湖面空阔平静,虚实变化丰富,富有层次,营造出中国画的意境之美。

《春风杨柳图》是傅抱石先生1963年创作的一幅作品,也是其“新山水画”的代表之作,描绘的是杨柳依依、小船渡江的朦胧美景。杨柳枝倾泻而下,在春风中恣意舒展,错综交缠的枝叶中透露着富有层次的绿色,色彩丰富而又统一,充满诗情画意。“傅抱石这幅画是根据毛主席的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来创作的。”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张兴来介绍说,傅抱石先生用简练的笔墨,表现了华夏大地经历严寒之后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象,画面中透露着清新自然气息,形象生动地诠释着春色的美好。

伴随着中国的小康之路,中国美术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艺术家一方面用其独特的视角记录和见证了人民生活、社会风貌的变迁,另一方面在艺术观念、作品题材和形式风格上不断创新探索,演绎出全新篇章。

版画《夜色微阑》出自青年版画家庾武峰之手,整幅画作运用速写式的线条、色块,细腻刻画了昏沉夜色笼罩之下,某个高铁站台的场景。与油画、国画等绘画艺术不同,版画语言细微、精巧,在直接描写现实生活上具有着独特的优势。“这是人们熟悉的一个日常场面,作者在表现物像和空间结构上营造出了一种光影交错的感觉,给予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也让整个画面更富有浪漫意味。”徐惠泉评价说,江苏水印版画强调韵味和灵秀,庾武峰作为新一代的水印版画家,从传统的中国画中汲取养分,之后又将一些现代技法融入其中,这既保留了传统版画的优秀特色,又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格和个人特色。

四幅条屏联整起来的一个古画屏,似乎分隔了现实和过往,画中男女用吴侬软语唱起苏州评弹、评说历朝故事、谈笑现实人愿……这是当代版画《吴侬软语》所流露出的姑苏美学语境。“这幅作品曾经在全国美展上获奖,作者运用蒙太奇的方式,以一种特别的构图和流畅的雕刻手法,实现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碰撞。”省美术馆水印木刻版画技法与材料重点实验室王鉴非说。

“积跬步以至千里,几代人为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前行。此次展览集中呈现馆藏作品中的小康之路图景,既反映了繁荣安定的社会生活,也透露出美术事业在传统与现代观念交织下迸发出的生命力。”徐惠泉说,“期望能以展览为契机,以美术精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格调感染观众,让观众在品读作品时得到美的熏陶和品位的提升。我们更希望以美术作品记录时代,以祖国几十年的巨变激发人们的文化自信,而文化的感召力也会激励我们前行的脚步更加有力豪迈。”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3日。 交汇点记者王慧 视频拍摄制作王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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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

你鼓舞了我

文|王方 1981年11月,中国女排在日本东京以3∶2击败上届冠军日本队、获得女排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时候,我还是个初中生。院子里一群人围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看比赛,中国女排夺冠时,大家跳起来,欢呼,拥抱,比现在人们现场看球还激动。 2019年,在日本大阪,中国女排3∶0横扫塞尔维亚队,第十次夺得世界冠军。接着,女排3∶0击败阿根廷,十一连胜,又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回首一看,39年过去了。我女儿这一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我们对中国女排的那份情感,她们于我们而言,是一份精神象征。 我跟排球的渊源,跟父亲有关。 父亲以前在大学里打过排球,所以从小就教我垫球、托球,早上我在校园里跑完步,会跟父亲对练一会儿,一般是两人对着垫球、传球,或者他扣球,我防守。垫球多了,手腕都是肿的,膝盖也经常磨破,后来父亲给我买了一副护腕,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戴着护腕打球,感觉自己也专业了不少。 进了大学,我迎来了“排球生涯”的辉煌时代。在学校排球赛上,我初露锋芒,一米七七的个子,在排球队里不算高,身体素质也不是最好的,能够崭露头角完全得益于父亲当年的言传身教。比赛球场是在学生宿舍旁边,下课后打开水、去食堂吃饭的同学都会路过球场,特别是女同学们,我们在球场上就兴奋起来,有炫技和表演的成分。 大学二年级我被选进校队,一到下午,我就拿着球衣球裤和排球,溜出教室,去学校对面的排球场训练。 我们队里有几个队员是藏族,其中一个叫耿才华,我们都叫他“菜花”,黑瘦黑瘦的,个子不算高,但弹跳力惊人。他的击球点相当高,给拦网队员造成很大困难,但技术发挥不稳定。我们还经常跟女队一起训练,那群穿着红色运动服的女孩子,在运动场上叽叽喳喳,我们男队队员其实很想跟她们搭讪,又故意保持高傲的样子,把自己搞得很苦闷。最后我们的队长还是追到了对方最漂亮的一个副攻,这让我们既骄傲,又羡慕妒忌恨。 每天训练,先是男队1500米、女队800米的体能训练。在2400米的高原跑长跑真是要命的事儿,跑得肺都要炸了,教练还一个劲地催!更别提还有折返跑、蛙跳、弹跳摸高等。 我一直打接应二传(就是现在的自由人)或者副攻,防守任务比进攻重,翻滚救球,“鱼跃”救球,总是摔得伤痕累累,后来得了个外号“拼命三郎”。 1988年,我代表校排球队参加了青海省排球联赛,冠军队将代表青海省大学生队参加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比赛时,跟我们一组的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队,他们全是从八一体工大队退役后被学校特招的专业队员,就像现在惠若琪她们退役后进入大学校园一样。我们这些业余级别的大学生跟他们站在一起,差不多个子才到人家肩膀,自卑得不行,球还没打,人先输了。 还是史教练想得开:咱们死猪不怕开水烫,放开打,重在参与,不问结果。 我们对北航的比赛是在徐州市体育馆打的,第一局就打我们15∶1,差点剃了光头!我们小组自然被淘汰出局,我校女队则继承了中国女排的优秀传统,小组出线,她们居然可以去南京参加决赛了!我们只好厚着脸皮,蹭女队的荣光去南京“旅游”。 1988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被绿树覆盖的城市,对于一个在青藏高原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种绿意一下就沁透了我的心脾。 在青海曾有一个故事:一直在牧区长大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树,到了省城西宁,见到高高的白杨树,问人家,城里的草怎么长得这么高呀!我到南京,看见被梧桐覆盖的道路和城市,也像那个牧区的孩子一样,好奇城市里怎么能有那么多树。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没有想到四年后,我会乘着奔向南方的列车,再次来到南京,并从此生活在这里。 如今,我在南京已经生活了快三十年,成为电视记者,成为高校老师,却从未忘记自己的排球生涯。从1988年起,我就渐渐离开了排球,但还是会看排球比赛,特别是女排比赛。就像电影《夺冠》所展示的那样,女排不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全体国民的记忆,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1984年,中国女排三连冠,那一年出了一本讲女排拼搏故事的书,我把攒下来的钱拿出来,买了这本书,那年我17岁——是的,她们的确鼓舞了我,让我在人生中,努力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更多新潮内容请戳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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